韩森的这本《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是一本严谨的历史学专著，但读来却饶有趣味，可一气呵成地读完。这不仅得益于作者娴熟的史料驾驭能力，能在正规的政书、方志以及不太正规的笔记、碑刻中搜寻资料，然后将这些制度、典章与传闻、佚事等巧妙地安插在一个精致的分析框架中，同时也得益于译者颇为简洁明了的翻译。
诚如译者在前言中说的，韩森的这本《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是以村氓市夫的信仰来探究唐宋间社会变革的专著，迥异于探讨佛、道、儒三类制度化及文本化思想体系的历史学著作。这一差异实导源于西方史学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新史学的目标是，走出传统史学只关注政治史和人物史的局限，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和各领域，建立整体史观。新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分析性的，它批判传统史学中不证自明的史料叙事原则，反对真实的史料已经说明一切的说法。新史学特别强调对各种史料之间关系的深度发掘，认为未经分析的真实史料依旧是欠说服力的。韩森将碑刻资料、宋代文人笔记小说中的神异故事和正史中对民间神祗的记载并行展开，然后交错分析，揭示了民间信仰中“惟灵是信”的指导原则与官方祀典中甄别神灵的原则之间的可沟通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神灵的变迁归结到唐宋社会在经济方面的重大变化。她所做的这种社会史的研究，所体现的就是整体史的观念，这在中国学者的历史著作中极为少见，因此译介本书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韩森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就是——灵验。她以灵验为民间信仰的基本原则，来连接宗教／经济，民间／官方和人／神。在韩森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南宋的老百姓家里不但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祗，在乡村、城镇和都市也散布着各式各样的祠庙。老百姓根据灵验去选择参拜的神祗和仪式专家。但何谓灵验呢？韩森通过宋代各种佚闻、传说揭示了当时的一些观念。当时人们认为，塑像的簇新、祠庙的壮观、颂神的碑刻和官方的赐封都是神祗灵验的物质表现。于是，实际上是人成了神的代言人。各式各样的人，包括仪式专家、商人、官吏、平民甚至家庭妇女，都可以将梦境中的神意和自然界中的灾祥依个人意愿予以诠释，使之沿日常社会网络传递出去。神祗的灵验就通过不同人的口一直处于不断被诠释的动态过程中。
韩森随后将焦点集中在两类人身上，向我们展示了民间神祗在南宋时期两个方向上的变化。第一类是地方权势和地方官员。他们通过共谋关系，对神祗的灵验作符合官方利益的诠释，使民间神祗实现地位的提升，进入了国家祀典。这表现在请求赐封的奏请中和官方对神祗灵迹的甄别中，都集中在保境安民这一符合国家利益的主题。《礼记·祭法》规定了历朝甄别神祗的五条原则：“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原本指神祗生前的事迹，但在南宋的实践中运用到了死后显灵的灵迹中，尤其是御大灾和捍大患两条。虽然官方以此来控制民间神祗的崇拜，但官方的赐封又加强了神祗的灵验。第二类是商人群体。游走四方的商人经常离开熟悉的乡土，在异乡谋生活。为了保证生意的顺利，有些商人携带着家乡的神祗祈求保佑。当他们在寄寓的地方建祠庙供奉时，地方性神祗就开始迈向区域性神祗了。虽然这一变化无法回避经典上“祭不过望”的责问，即神祗有各自的统辖范围，祭祀非统辖范围内的神祗没有意义。但除去士绅官员们对此争论不休外，宋代勃兴的商业革命使一些原本地方性神祗的分庙在沿水路和商业网点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来，并且香火鼎盛。显然，商业作为强有力的经济力量决定了民间信仰的变迁。
据此，韩森得出了宗教变迁反映唐宋经济、社会变迁的结论。这得到了当时历史学界的热烈肯定。但在十年后中文版的前言中，韩森已经对此结论“不那么肯定了”，即“现在我却认为，宗教变迁有可能先于经济发展而发生”。这与前面的结论形成了悖论，即经济导致观念的变化，还是观念导致经济的变化？在我们对韩森的学术求真精神表示钦敬之余，更应该明了这一种悖论所蕴含的西方史学研究范式进一步的转变，即摆脱政治、经济在历史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先验判断，将被屈于从属性的意识、观念恢复其自主性的本来面目。这层意义远超过这本书自身的价值。
西方史学一直沿学术积累的方向演进。在抛弃政治精英“大人物”理论进入“长时段”的关注之后，以事件、精英为核心的叙事史又重新抬头。在质疑政治经济学派的先验判断后，给予文化范畴的意识、观念新的重视。韩森这本书，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一过程。对研究范式和先验假设进行不断的反思，正是中国学界应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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